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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黃州寒食詩帖》   

黃庭堅《松風閣》節(jié)選

米芾《蜀素帖》節(jié)選

蔡襄作品

  關于北宋創(chuàng)新派書學思想反映的幾個問題

　　陳鑫

　　在中華文明發(fā)展的歷史長河中，宋代特殊的社會背景培養(yǎng)出了一些極具自我抒寫意識和審美自由的全才，他們是哲學家、文學家、詩人詞人、書論家、畫家、書法家……，典型的代表如歐陽修、蘇軾、黃庭堅、米芾等。他們引領了整個朝代的書學思想和書法創(chuàng)作，在書法審美和書法批評方面頗有新意，但是由于他們理論中過于強調“意”，造成了后人理解上的偏頗，他們構建的“魏晉風度”也有待商榷。

　　一、產生“宋尚意”的社會背景

　　宋朝第一代皇帝宋太祖趙匡胤以軍事政變手段代周自立，建立政權。全國統(tǒng)一后，政治、經濟相對穩(wěn)定發(fā)展，結束了五代十國戰(zhàn)亂局面，在客觀上為文化藝術的發(fā)展提供了條件。宋太祖雖出身武將，卻認識到文化的重要性、士大夫的重要性。建國以后，他就提出“宰相須用讀書人”，認識到武力可以奪天下，但絕不能以武力治天下，以戲劇性的方式“杯酒釋兵權”以后，重視文治，形成了重文抑武的國策。

　　宋代科舉制趨于規(guī)范化，實現(xiàn)了“一切以程文為去留”、“取士不問家世”，一定程度上保證了程序和形式的公正，實際上向整個社會的各個階層敞開了經由科舉取士進入統(tǒng)治圈的可能性。大量文人通過科舉進入上層社會并參與了政治，保證了官僚隊伍上層中科舉出身者占絕對優(yōu)勢，這大大激發(fā)了文人士子進取功名富貴的狂熱理想。

　　宋太祖趙匡胤在太廟“誓碑”中，指示子孫“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這條一直為后人稱道的知識分子政策，宋朝士大夫在這把保護傘之下，思想是一種批判開放的態(tài)勢，需要有一種與時俱進的價值觀與人生觀。主要表現(xiàn)：一、當時士大夫普遍具有懷疑精神，學術思想界出現(xiàn)了一種疑經思潮。起先懷疑傳和注，后來直接懷疑到經文本身。疑經思潮撼動了儒家經典的神圣地位，起到了突破藩籬、解放思想的作用。當時杰出的知識分子從“疑古非圣”發(fā)展到“議古擬圣”，與先賢往圣那樣，建立起自己的思想體系?？梢哉f，宋代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繼先秦諸子以后又一個群星璀璨的時代。二是政治領域的改革思潮。“變風俗、立法度”的改革思潮，在整個兩宋始終處于時代的主流。如范仲淹的慶歷新政、王安石的熙寧變法，都是改革思潮的杰出實踐。即便王安石變法的對立面，像司馬光、蘇軾等人，在思想實質上，也是主張變革的，爭論的焦點不過在如何變革上，是方法上的差異。南宋浙東事功學派，仍以政治改革作為其核心思想；即便是朱熹，在他的思想里，也有政治改革的強烈訴求。這種改革思潮，直到南宋末年文天祥那里還能聽到呼吁的聲音。

　　因這個思想和政治開明的時代，士大夫在藝術追求方面產生了強烈的自我抒寫意識和審美自由的需求。表現(xiàn)在書法方面，最突出的就是“尚意”，就是擺脫束縛。唐代的法度極近完善，宋代要有突破就必須創(chuàng)新。宋人認識到唐代一味的追求法度，丟失了書法的性情，要強調書法家的主觀意識，并將其情感、趣旨和審美理想在書法中表現(xiàn)出來。他們還能看到一些魏晉的作品，于是根據(jù)歷史的記載，宋代的創(chuàng)新派在自己的朝代構建了理想的“魏晉風度”。

　　二、宋代理想的書法創(chuàng)作狀態(tài)

　　宋代的書學理論集中體現(xiàn)了創(chuàng)新派士大夫理想的書法創(chuàng)作狀態(tài)。他們的共同點是，承認學書應該習古人，但是強調隨意所適。

　　歐陽修“學書為樂”，這種思想代表了當時多數(shù)士大夫知識分子的藝術趣味和審美理想，體現(xiàn)的一種以書齋生活和文房趣味為特征的高雅情調，書法乃是人生的一種樂事。“學書消日”書法可當做閑暇時的自娛自樂，一種有益的休息方式，不能棄其他事業(yè)不做而以書法為專業(yè)，他鄙視懷素之類刻意追求的人。他主張學書必有法，有法但是不能亦步亦趨，要更多地強調書法的性情功能，自成一體，提出“或妍或丑”的審美判斷，“意態(tài)無窮”應該放在 書法審美的最重要位置，而且他最早發(fā)現(xiàn)了北碑之美。

　　博學多能的蘇軾提出了“意”， “書初無意于佳乃佳耳” 、“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吾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茍能通其意，常謂不可學”、“吾書雖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踐古人，是一快也。”這個“意”就是宋人所尚的意。“意” 在古典美學是一個頗為微妙的范疇。其確切含義要看這個詞在不同語境中的具體情況：一是指文藝創(chuàng)作中創(chuàng)作前的“意思” 和“用意”。它與“意在筆先” 的“意” 是同一意思。蘇軾說: “作文先有意, 則經史皆為我用。”(轉引自《宋人軼事匯編》) 二是與文藝創(chuàng)作心理中的意識和無意識之間的張力問題有關。它與人們通常所說的“有意”和“無意”等同義, 蘇軾曾說: “仆書盡意作之似蔡君謨; 稍得意, 似楊風子; 更放似言法華。”三是指“ 意氣”、“意會” 和“意韻”。蘇軾提出: “吾乃者學道未至, 意有所不適而無所遣之, 故一發(fā)于墨竹。”四是指文藝作品所體現(xiàn)出來的“意義”、“ 意思” 或“韻味”。蘇軾說: “ 柳少師書, 本出于顏, 而能自出新意, 一字百金, 非虛語也。最后是指萬物理念。它既與宋明理學中的某些形上學概念相關, 也與宋朝時文人士大夫中流行的禪宗義理有關。 總之, 萬物有其自然之理, 而人對自然的觀照、領會和理解, 就稱為“意會”、“得意”或“通意”等等, 蘇軾說: “傳神” 亦得其意思而已。書法表“意”, 蘇軾認為是不計較工拙。蘇軾曾說: “ 貌妍容有顰, 璧美何妨橢? ” ( 《次韻子由論書》 ) 蘇軾書法的執(zhí)筆不計工拙。書法適“意”, 蘇軾認為是不矯揉造作。蘇軾說: “書初無意于佳乃佳爾。”書法作品既是自我心靈的坦露, 又何必刻意做作呢? 在火候未到時苦求其“佳”, “ 佳” 偏偏不來; 待瓜熟蒂落時, “佳” 不召而自來。他提倡“浩然聽筆之所之, 而不失法度, 乃為得之”( 《論書》)。胸中有浩蕩之氣, 便能從胸中發(fā)出, 用手來表達, 心手相應, 無意于佳而自佳。蘇軾的書法大小不論, 縱橫斜直, 率意而成, 卻無不如意, 達到自然天成的境界?？傊?，“ 尚意” 的內涵包含有: 一重哲理性, 二重書卷氣, 三重風格化, 四重意境表現(xiàn),同時指導書法創(chuàng)中個性化和獨創(chuàng)性。這就是要求書家除了具有“ 天然”、“工夫”兩個層次外, 還需具有“學識”即“書卷氣”。

　　與蘇軾亦師亦友的黃庭堅注重含蓄的“韻”，“書畫當觀其韻”這種“韻”是余音繞梁的“韻”：

　　“書畫以韻為主，足下囊中物無不以千金購取，所病者韻耳”“蓋美而病韻者王著，勁而病韻者周越，皆渠儂胸次之罪，非學者不盡功也。”“王著臨《蘭亭序》、《樂毅論》，補永禪師、周散騎千字，皆絕妙，同時極善用筆。若使胸中有書數(shù)千卷，不隨世碌碌，則書不病韻，便勝李西臺、林和靖矣。蓋美而病韻者王著，勁而病韻者周越，皆渠儂胸次之罪，非學者不盡功也”（《豫章黃先生文集》卷二九《跋周子發(fā)書》）。

　　清朝劉熙載《藝概》云：“山谷論書，最重一‘韻’字。蓋俗氣未盡者，皆不足以言韻也。”黃庭堅所說的“韻”重點強調書家的風神氣度，故他向往蕭散簡遠、含蓄蘊藉的魏晉風度，因魏晉士人最講究風度神韻，即“晉尚韻”：

　　“兩晉士大夫類能書，筆法皆成就，右軍父子拔其萃耳。觀魏、晉間人論事皆語少而意密，大都猶有古人風澤，略可想見，論人物要是韻勝為尤難，得蓄書者能以韻觀之當?shù)梅路稹?rdquo;

　　魏晉人書之所以有韻，即在于其人物風韻超拔，魏晉人之論事言簡意豐，能得含蓄深邃之美，故其書也能與筆墨之外別具情致。

　　在這不得不提一下禪宗，禪宗消極退讓的人生哲學對宋代的士大夫們影響至深，這種消極影響的積極作用，便是導致了一種新的審美理想和藝術趣味的出現(xiàn)，即更多地強調藝術的娛樂功能，把藝術作為一種純粹個人情感生活的寄托和高雅的游戲，所以后世影響巨大的文人書畫藝術及其理論就道源與此。在宋代，身體力行這種主張的就是蘇軾和黃庭堅。蘇軾在《題筆陣圖》中提到：

　　筆墨之跡，托于有形，有形則有弊，茍不至于無而自樂于一時，聊寓其心。忘憂，晚歲則猶賢于博弈也。雖然不假外物而有守于內者，圣賢之高職也，惟顏子得之。

　　禪宗萬物皆空，把一切事物都看作心靈幻化的主觀唯心主義世界觀。在蘇軾眼中，書法具有自娛功能，把書法當作是“寓其心”“忘憂”的手段，追求一種真切、質樸的表現(xiàn)，即“天真爛漫是吾師”。在書法藝術創(chuàng)作和書法美學思想上受禪宗影響至深，并第一個自覺地援禪入書、以禪喻書的書家是黃庭堅。黃庭堅早年的書法，從顏真卿入手，用筆很重，發(fā)展出中鋒懸腕的長線條，形成字的傾側結構，他著名的《松風閣》，《寒食詩帖跋》都是他常見的典型風格，晚年從張旭、懷素得到啟發(fā)，線條更為解放，以較圓勁的長線條構成糾纏的線，如"李太白憶舊逝詩卷"是他草書的極品。受禪宗神秘主義思維方式的影響，黃庭堅的書論充滿了頓悟式的機鋒妙語：

　　“余嘗評近世三家書：楊少師如散僧入圣，李西臺如法師參禪，王著如小僧縛律。”

　　“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直需具此眼者，乃能知之。”

　　“蓋字中無筆，如禪句中無眼，非深解宗理者，未易及此”（《山谷集》）

　　黃山谷在用筆方面以禪論書，意味書法中超塵絕俗筆意，就像禪師開悟學者時的禪語點化。學習書法亦如是，直接去觀察體驗，不可束縛于某一字、某一筆或某一碑帖之形式上。黃庭堅以心靈滲透於藝術中，猶如與其生命的呼吸相呼應，將書法做為心靈涵養(yǎng)的憑借，樹立超越自我、清新脫俗的文人風格。黃庭堅可謂實踐禪宗思想，跨越時空、具有宏觀創(chuàng)意思維之偉大書法藝術家。

　　米芾尚古，提倡晉人的自然天成之風韻，古雅脫俗的筆意，因而他將自己的書齋取名為“寶晉齋”，可見他對晉人的禮拜。米芾追求的“古雅”、“古法”、“古氣”與其標舉的“真趣”是相通的。他把書法創(chuàng)作當做“嚴肅的游戲”,“要之皆一戲，放筆一戲空。意足我自足，不當問拙工。”他強調書法宜由意出，要適情愜意，無論工拙，追求天真而不矯揉造作。“學書貴弄翰，謂把筆輕，振迅天真，出于意外。”（《寶晉英光集》卷八），“ 裴休率意寫牌，乃有真趣不陷丑怪。”（《海岳名言》）。書法要得“真趣”，運筆和結體就應富有變化，令字有生氣，切忌呆板。

　　創(chuàng)新派書家各有自己的追求，他們的共同點是追求審美自由，抒寫性情。他們認為學書法首先要學古人，尤其是晉人。他們高舉“自成一家”的大旗，追求創(chuàng)作中的隨心、自由。然而過度強調“意”誤導很多人忽略了對傳統(tǒng)的學習，造成了書法的“無法”，過猶不及。他們打著崇尚晉人之“古”的幌子，卻在盡情的抒發(fā)著宋人特有的“意足我自足”、“六經皆我注腳”，一切為我所用的感情，放手寫去，不計工拙。因此，宋代的書法家大多數(shù)同事又是詩人、文學家、畫家、或兼政治家。

　　三、人品與書品兼論

　　魏晉時期在書學理論中以人物品藻的方式采用設于比擬的方式評論名家的書法。如“王右軍書如謝家子弟，縱不復端正者，爽爽有一種風氣”，“胡昭得其骨，索靖得其肉，韋誕得其筋”，“衛(wèi)恒書如插花美女，舞笑鏡臺”，“韋誕書如龍威虎震，劍拔弩張”等。北宋創(chuàng)新派書家更注重評價書家的道德。如蘇軾 “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態(tài)，不可掩也；言有辯訥，而君子小人之氣，不可欺也；書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亂也”，“此帖（顏真卿《爭座位帖》）在顏最為杰思，想其忠義憤發(fā)，頓挫郁屈，意不在字，天真磬露，在于此書”等。奸臣當?shù)赖恼苇h(huán)境，使這些報國無門的書家憤懣，于是樹立起了顏真卿這樣一個忠臣的形象，希望天下的君子能夠挽救內憂外患的國家。這種理想鼓勵文人士大夫修身養(yǎng)性，是可取的。

　　可以把這種人品理想當做一種努力的目標，但是不能直接套用在書法和書家身上，這樣做本身就缺乏合理性。“君子小人”之說僅是蘇軾等人的理想，沒有生命的書法并不能“如其人，如其才”，并不是書寫者的眉眼。所謂“君子”之概念也有待商榷。楊凝式沒有按照“君子”的方式處事，而是假裝成瘋子，依然在書法發(fā)展中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當朝奸臣蔡京的書法也很好，并沒有顯出奸臣之樣貌，雖然被踢出了書法史，但是他寫的好是不爭的事實。他們是君子嗎？從一幅陌生的作品中就能看出來是君子小人？

　　四、構建的魏晉風度

　　距離魏晉已經隔過幾代了，況且大唐氣象才是較近而有很大影響力的，被沖淡了的魏晉風度，依靠史料的描述和宋代創(chuàng)新書家的理想被構建起來了。歷史的碎片只是歷史原境的一角，況且史的任務是盡可能的恢復原境。那些歷史的書寫者是以自己的標準有選擇的構建歷史上的人、事、物、作品等，創(chuàng)新派書家正是根據(jù)自己理想中蕭散簡遠的魏晉風度，將相關的材料組合構建起一個“精神上極自由，思想上極解放”的理想王國。這在引導士大夫文人的精神方面具有很大的意義，但在一定程度上對時人和以后讀史的人造成了誤導。任何一個進入或者沒有進入歷史的事件、人、作品等永遠都不會再是一勞永逸的，是不斷被改寫和重構的。